5月23日,2024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在深圳举办。本届论坛主题为“中国式现代化与新的文化使命”,由中宣部主办。中央宣传文化单位、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宣传部、部分文化企事业单位有关负责同志和有关智库专家学者等参加论坛。

大咖云集,纵论新的文化使命!他们这样说→

在论坛上,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副校长(副院长)李文堂,北京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王博,中国人民大学校长林尚立,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汪晖,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钱乘旦在内的多位嘉宾现场进行了发言。

大咖们云集,围绕新的文化使命都谈了些什么?聚焦中国式现代化、中华文明精神标识、中华文明进程等内容他们都提出了怎样的观点?一起看看!

“中华文明的主体是道德型文明”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副校长(副院长)李文堂围绕文化主体性的坚守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内生逻辑展开了发言。

他认为“有了文化主体性就有了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李文堂认为,中华文明之所以延续至今,就在于其坚守本根、海纳百川、与时俱进的文化生命力、创造力。

他表示,中华文明不同于宗教型文明,其主体是道德型文明,其核心力量是道德理想主义的代表性力量,强调超越社会等级、血统身份、利益集团而代表天下的精神,具有道济天下、经世济民的关怀。

这种代表性力量在政教关系紧张的西方文明与封建等级制的日耳曼社会中就不可能产生,也是现代西方某些奉行“政治无道德”的政治学无法理解的,它构成了中华文明独特的大传统。

中国正是从这个大传统中走出来的,是这个伟大传统的光大者,发展出以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历史主动精神,带领人民走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建设中华民族的现代文明。这一现代文明不仅是物质的,而且是精神的,具有高远文化理想的,是坚守着中华文化的主体性的新文明,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新文明。

“科技 文化造就有灵魂的、物质

和精神并重的现代世界”

北京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王博针对中华文化的品格风貌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气象意蕴进行了发言。他表示,中华民族的伟大实践造就了中华文化的独特精神和鲜明品格,体现在价值立本、秩序立纲、人心立基、教化立俗、器物立用等方面。

王博表示,历史上,任何一次科技进步都会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巨大的可能性,包括现在快速发展的人工智能。但这种可能性还需要人文价值的指引才能充分实现于现实世界。

物质财富的积累并不必然地导致精神世界的升华,科技也可能成为破坏自然和压迫人类的工具。一往无前的科技和瞻前顾后的文化一起,才会造就一个有灵魂的、物质和精神并重的现代世界。

“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林尚立就哲学社会科学的演进与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进行阐述。

林尚立以人类文明发展史开篇,指出要以中国式现代化迎接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新时代。他认为,随着中国式现代化所承载的数字时代的新型现代化成为人类文明新形态,成为人类现代化发展的新中心地带,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中心地带向中国转移将成为一种发展趋势。

林尚立说,“从现在开始就必须着手进行以中国式现代化迎接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新时代的准备,其着力点就是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

他表示,今天,人类社会进入了必须重新定义自己、定义世界、定义未来的阶段。

在这样的历史阶段,谁能够给出符合人类社会发展内在规律的定义,谁就能成为人类观念、思想和价值的引领者、世界发展议题的设定者,就能拥有主导未来的话语权。

面对发展和治理严重短缺的世界,我们完全可以凭借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和我国发展的伟大实践,超越西方的价值教条和制度霸权,发展出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根本、以创造有效治理为主轴的新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体系,以中国的知识体系推动人类社会发展迈入新境界。

“敦煌文化遗产中蕴含着

中华文明多方面的精神标识”

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发表名为《敦煌文化遗产的智慧启示》的演讲,从敦煌文化遗产中提炼、展示出其中所蕴含的中华文明精神标识。

樊锦诗表示,敦煌文化遗产呈现着中华民族坚强刚毅的开拓精神,呈现着中华文明开放包容的共生精神,呈现着中华文明济世安民的人文精神。

樊锦诗认为,挖掘弘扬敦煌文化遗产所蕴含的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开拓精神、共生精神和人文精神,有利于我们感悟祖先的智慧、感知民族的精神,树立文化自信,赓续历史使命,守护并传承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为增强民族凝聚力,提升文化软实力,为当今世界多元文化和平共处、交流融合、文明互鉴,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发挥积极作用。

“阐释‘中国化’需要体现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历史进程”

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汪晖围绕“中国化、中国式现代化与多元一体的文明进程”进行了发言,他认为,“中国化”是一个立足于中国现实和朝向未来的自我更新进程,一个为探寻未来而时时反顾过去的进程。

汪晖指出,中国各民族团结凝聚并在二十世纪成为自觉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就是中华文明史观的主要内涵。“中国史从来不是单一民族的历史。“汉”不是种族性的概念,而是文化和政治的概念。汉民族本身就是持续融合进程的产物,其内部也包含了多样性。”

在阐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经验之时,汪晖突出中国历史进程中的 “四个共同”,即 “我们辽阔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 “我们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 “我们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我们伟大的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

“在‘四个共同’的意义上解释‘中国化’概念,不但比汉化、华化等概念更为确切,也更能体现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历史进程。”汪晖说。

“交往是文明产生的要素

没有交往就不会有文明”

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钱乘旦发表了题为《文明的生成、延续与现代化转型》的演讲,针对“文明的产生与扩散、文明的赓续与断裂、文明的更替与转型”三个问题进行了论述。钱乘旦指出,文明的产生是内因和外因的互动,交往是文明产生的要素,没有交往就不会有文明。

钱乘旦表示,文明需要两个载体,其一是政治载体即强大的国家,这是文明的制度保障;其二是精神载体即宗教或非宗教的学说,也就是意识形态。两个载体的关系决定了文明的强弱,二者若相互支撑、彼此呼应,文明就生生不息;而假如有一无一或搭配不当,文明就危机重重。

到21世纪开始的时候,非西方国家的整体崛起已不可抗拒,通过现代化,曾经被殖民或被欺凌的人民摆脱了西方的控制,恢复了自我的力量,找回了自我的信心。

现代化的道路是不同的,每个国家都只能在本国国情的基础上寻找自身的发展道路,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正确”道路。

他表示,现代化的目标仍在前方,有待我们去完成,在今后几十年时间里将继续努力,把中国建设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中国和世界做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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